去年年底,西安交大的杨同学投河自尽;一周前,武汉理工的陶同学跳楼身亡。

自杀事件,一直都是一座大学校园里最神秘也最能引起注意的传说。对一般人来说,“自杀”这个词总好像太虚无太缥缈,小的时候,家里人也会小心地不把这些事拿到饭桌上来说;于是,一旦突然得知某个曾经可能在食堂、教室有过几面之缘的,或是经过几层朋友关系就连接得起来的,或是很可能跟自己有相似际遇的人,在某个无人的、绝望的深夜里,选择主动与这个世界告别,那种由于共情而产生的难以名状的感觉,会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渗出来。

自杀并非大学生专属,也并非修习了大学的课程后就一定不会自杀。不过考虑到大学生的特殊身份,跟他们有关的自杀事件就格外引人注目些。我上学那会儿,自杀的起因不外乎两种,一是为了爱情,二是为了学业。

北航的家属区里曾发生过一起情杀后自杀的事件,新闻在网上还找得到。不过后来,这故事被传得乱七八糟,添油加醋地丰富了不少细节,甚至把案发地点挪到了我们常上自习的教学楼里,还说“那间教室至今窗户被涂黑、封死,不再使用”,男子的自杀方法也从跳楼变成了“在身上绑了电线,晚上趁宿舍断电时插入插座,第二天早上恢复供电后被电死”这种超现实的桥段。我们研究所同样有学生自杀的传说,还据说就在我们对门。不过人们更关注的不是他为何要心灰赴死,而是“自制氰化钾,还详细记录了实验失败后又成功的过程”之类的细节。作为麻木不仁的普通人,尽管将近一百年过去了,大家还是跟那些拿祥林嫂故事当戏看的鲁镇居民们没什么差别。

不过,杨同学和陶同学的死,似乎不能归为以上两类。尽管外人们很难窥知真实的情况,但需要负主要责任的人正是他们的导师,这似乎已经毋庸置疑。

我本身并不特别醉心于科研事业;来向我咨询考研方向的人中,也没有什么特别热爱科学的。于是有关导师选取的策略,我都要着重提醒他们,“导师的科研水平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还是人品”。实在对恶劣的导师没什么概念的话,可以去搜一搜“化学所恶人”。不过在杨同学和陶同学的导师们面前,化学所的恶人们恐怕是要小巫见大巫了。

这两起案件都新鲜得很,我无意复述详细的经过,大家只消随便找找相关新闻,就能知道这些逼死人的导师们都做过什么。杨同学的女导师,一方面严重侵占学生的私生活,一方面又说些近乎调情的话。陶同学的导师就更过分些,组建足球队,每天晚上把学生叫到家里,让学生管自己叫爸爸,事后声明还提到“充满异味的运动鞋”,找个稍有点能力的写手,怕是都能出一篇上万字的小黄文了。

我一直觉得,性是一条红线。对学生刻薄,或是不关心学生学业和前途的导师,让人讨厌;对学生动了歪脑筋的导师,就不仅仅是让人讨厌,而是应该被唾弃。

对于自杀者,人们多数还是表示惋惜的,却难免要对弃世的行为品头论足,“我觉得这还是很不负责任的,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家人”、“有什么事情是活着解决不了的呢”云云。我不赞同这些评价,但很理解发出这些评价的人们,毕竟饱汉不知饿汉饥。

我设想,假如我身处杨同学或陶同学的境遇,将会怎样处置。左想右想,都没什么好的办法,于是我暗自庆幸,自己一生都在与好人相遇。所以倘若针对杨同学和陶同学的遭遇,还坚持认为应各打五十大板,或者说出“别人都忍住了,你怎么就忍不住”之类的话,奉劝您还是要多考虑考虑才好。

杨同学和陶同学的事最终也会变成一条条过期的新闻,静静地躺在互联网和图书馆中,希望他们不会仅仅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,白白地丢掉了性命。

题图:心理危机咨询热线
来源: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