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点都不期盼过年。比如今年,我们课题组的人过年前四五天就基本都走了,我却生生地在北京耗到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;回京也要比单位开始上班的时间早好几天。

这并不是因为我跟家里人有什么矛盾。常走动的几家亲戚之间,其实很是和睦:爷爷奶奶年过八旬,身体一直都还硬朗,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比我工资还高;父辈们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,但起码都过着小康的生活;我们这些小辈中,最小的一个明年也要大学毕业。几家之间没有任何经济纠纷,晚辈对长辈很是孝顺,长辈对晚辈很是关怀。倘若需要评个模范家庭,就非我们家莫属了——我对这点很是自豪。

但我还是很讨厌过年时几家人聚在一起的状态。

过年对我来说是件很消耗的事。我大概要透支掉接下来一个月的耐心,才能平安地度过春节假期。

当然,这是最近两年才开始的。大学时,我还可以乐此不疲地用手机向各种亲戚、同学、朋友拜年。彼时拜年还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,我那个 Linux 操作系统的手机,QQ 都没法查看图片;新春的问候基本都是通过短信。辛辛苦苦地编辑一条长达一百五六十字的短信,每条短信都加上对方的名字作为称谓,按照通讯录一个个地发送——我对拜年这件事是相当地认真了。通常从春晚开始,一直要发到后半夜。无忧无虑的时候,才有心情玩这些纯粹仪式性的游戏。

但现在不行。大家拜年拜得最凶的那两天,我需要把微信彻底关掉,隔几个小时打开一次,清理需要处理的拜年消息;同时选择最无需消耗精力的拜年方式——发个红包,写上“狗年大吉”四个字就足够了。每一个有关“新年快乐”的祝福,无论是送出的还是收到的,都让我无比厌烦。

因为我们家的春节,实在谈不上快乐;这种不快乐,甚至是无解的。

在我们家,所谓过春节,就是几个人拿着个大功率扩音器,拼劲全力冲着其他人嚷嚷的活动。

活了七八十年的人,活了五六十年的人,都会有种迷之自信。人人都自信自己才是活得最明白的那个。这种自信,让每个人都自带“正确”的气场,这“正确”是不论自明的,不容反驳的。大家都带着自己的“正确”跟别人的“正确”相互碰撞,同时还假装这碰撞是讲逻辑的,讲道理的。其实参战的所有人都不太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所有的辩论最后都将化为嗓门的较量和人身攻击,并且参战的每一方都会单方面宣布自己的胜利。

这几年,我们家的核心矛盾是我奶奶的生活方式。

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,她爱赚钱。早年住在黑龙江小镇的时候,就要每天侍弄楼下的菜园子,再养上几只鸡,忙得不亦乐乎;后来到了洛阳,没有种菜、养鸡的地方,她就盯上了满大街的垃圾。纸壳、泡沫、塑料布、电线,在她眼里都是钱。一开始,是在外面散步时,看到了可以卖的垃圾就捡回来;后来,逐渐变成了日常工作。干到热火朝天时,甚至要到大半夜才回家,把垃圾分类、整理好就已经凌晨一两点钟了。再后来,就发展到连吃的东西也捡。家人买来的,她总要推说自己消化不好,原样送还;捡来的却吃得很开心。老太太毕竟岁数大了,嗅觉、味觉都不再灵敏,食物是否变质她也无法分辨,加上她几年前还做过直肠癌手术;因此,全家人都很反对她拾荒。

奶奶认为,自己反正也没想长命百岁,为家里的贡献够大了,出去捡破烂有钱赚就是开心,不偷不抢不丢人,也没伸手问儿女要钱,儿女凭什么说三道四,管这管那。

叔叔坚决反对奶奶捡破烂:既然奶奶捡破烂就是为了赚钱,那么为什么不吃点好的,适当运动,好好休息,在家好好照顾爷爷?我爷爷一个月工资都够我奶奶捡一两年破烂赚的钱了。保持健康的身体,不需要看病,才是最经济,最赚钱的。

爸爸则认为,既然老太太喜欢捡破烂,一捡破烂就开心,那么适量地捡一点也不是不可以,但是不应该没日没夜,也不应该捡吃的。

于是,这三股力量时不时地就要彼此较量一番。奶奶觉得儿女干涉她的生活,很生气;叔叔和爸爸觉得奶奶不在乎家里其他人,很生气;叔叔觉得常年在奶奶身边的爸爸不管事,很生气;爸爸觉得叔叔离得远,站着说话不腰疼,很生气。大家都很生气,“我对我对我全对”,“你错你错你全错”,说着说着,嗓门越来越大,话也越来越难听,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都被翻出来,“那年你怎样怎样,我都没怎样”,“那年你也怎样怎样,都是你不好”。到最后,什么问题也不解决,结局就是每个人都生了一肚子气而已。

这就是我们家春节期间的常态。

争吵的话题不限于这一点,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别人的生活方式、事业追求、婚姻关系不太赞成。倘若是要紧点的问题,大家借着点酒劲,就会越吵越凶,几个人搅成一锅粥也没个结果;若是没那么要紧的问题,那就先插科打诨,说着说着就夹枪带棍,最后那句“关我屁事”和“关你屁事”虽然没说出来,气氛却也实在算不得多么融洽。

当年上学时,我是不需要参与这些讨论的。不过近几年,我在哪里工作,如何处理人际关系,什么时候结婚,都成了家族讨论的重要议题。我毫不怀疑家里每个人厚重的善意和关切,不过跟他们作这种实质性的交流实在太过困难。即便是我的导师和老板,在觉得我太蠢时,也不会劈头盖脸地骂过来“你个傻X”;我相信我的亲戚、长辈们在面对外人时也是如此。但一家人之间,大家都很容易地就脱下了素日里的伪装,直抒胸臆起来。

像我奶奶,当年是靠着一张照片,从河南出发,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黑龙江,直接就跟我爷爷结婚了。所以当她知道我跟人谈了一年多的“恋爱”最后还没成的时候,就开始非常生气地骂我傻,被对方蹭吃蹭喝占了便宜;并教育我下次要学聪明点,见面三次就见家长,要不就赶快分手。你要知道,以一个老太太的嘴碎程度,这绝不是那种点到为止式的指正,而是三番五次的、延绵不断的、如果不能找到下一个话题就永无止境的、找到了下一个话题也可能随时又跳回来的训斥。我必须调动全部精力,努力提醒自己,奶奶老了,她说什么都不要跟她辩白,辩不清的!所以,每次陪她坐一会儿,我都要筋疲力尽。

这就是亲人间的甜蜜的负荷。说它甜蜜,是因为,我们家春节期间的种种不快,都是因为血浓于水。然而再甜蜜的负荷依然是负荷,每个人都被压得直不起腰。

题图:意大利画家 Umberto Boccioni 画作《La strada entra nella casa》
来源:Wikipedia